摘 要：空间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价值越来越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新技术影响传播媒介的周期越来越短，中国传媒机构已处于深度调整期。提高创新能力是中国媒体科学建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2-0000-04
空间问题长期未能进入社会科学的核心。正如厄里所叹息的：“在某些方面，20世纪社会理论史是一个奇怪的时空史。历史决定论将空间问题近乎50年处于评判质疑的视野之外。”[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影响媒体的技术周期的缩短，中国媒体组织进入了一个深刻的调整期。提高创新能力是中国媒体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媒介技术已经从单向的视觉、听觉转向了视听觉的“拟像空间”。“视觉文化”在后现代主义消费背景下，日益占据着主流地位，视觉消费也逐渐与文化相融合。在技术操纵与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媒介将有什么新的发展与实践价值便成为本文研究的要点。
一、 空间转向与空间认知范式的转换
（一）空间转向的认知
在20世纪下半叶，空间问题日益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詹明信指出我们的文化成了一种“日益受到空间和空间逻辑支配”的文化。福柯认为，社会理论的空间化可以归结为哲学概念的转变，时间和空间经验的转变，以及纪律从学科到整合的划分[2]。列斐伏尔的开创性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空间理论的发展。他总结了资本主义空间的种种功能：空间是一种生产方法，空间的使用就像使用机器一样;空间是一个消费对象，整个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耗[3];布迪厄对此也有所发展，他认为：空间是一种关系系统，空间之间的距离与社会距离一致。基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总额和他们拥有的资本结构（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比例），参与者主要分为不同的社会空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间研究呈现出多维和跨学科的特征。福柯认为，城市设计意味着一个微妙的统治目标。城市完全变成了一个统治机器。吉登斯认为，前现代社会的空间和位置基本上是和谐的，因为社会生活的空间取向适合大多数人，并且受当地活动的“存在”影响，但是“现代性的兴起通过培养”缺失“的关系，使得人们远离地方意义上的面对面互动，从而将空间与地点隔离开来。这个地方已成为一种“幽灵”，被社会影响所渗透和塑造。“[4]。现代商品都在追求标新立异的产品设计，其目的不在于追求物质上的品质，而是追求一种精神空间与文化空间上的品位，包装和设计逐渐取代了产品本身。
“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创造出新的空间”。在现代社会中，空间的不在场造成了时间的消逝，空间的地位愈发重要。空间的表征已不是抽象时空上的体现，而是转换为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资料的所在。空间在消费社会里，不断消解着时间。在消解的过程中，货币交换成为主要的媒介载体，促成新的媒介产业循环链。哈维认为：在空间和时间的实践永远不会在社会事物中保持中立。他们都表现出某种阶级或其他社会内容，常常成为激烈社会斗争的焦点。[5]。此外，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时空压缩”概念，即：加速交通和信息进一步消除了对空间的障碍。因此，空间和时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权利。
（二） 空间认知范式的转变
“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处在一个共存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近端时代，肩并肩的时代，以及分散的明星时代。”[6]大众传媒为这一主题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持。麦克卢汉认为：“空间上的完全覆盖，时间上的瞬时即达”构成大众传媒的两大特征。空间的存在在媒介技术运用下渗透在我们生活领域的任何角落，空间的物质表现形态即是大众传媒造就的各种符号。新媒体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将生活细节即时传送到网络空间，供朋友和自己玩赏。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三网融合的实现使视频电视和网络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此外，广告、游戏、动漫、电影电视逐渐形成了产业链机制。图像信息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充溢在我们的生活空间里，成为生活中的主要信息内容。
马克思曾提出“时间消灭空间”的设想，他指出：“利用时间消除空间意味着将货物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需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多，资本流通越频繁，资本空间流通路径越大，资本在空间扩张的力度越大，就越成功。努力利用时间来消除空间。法国思想家韦瑞利奥在“失踪之美”中说：“速度越快，对环境的控制越多，交互时间逐渐取代身体活动的空间。”[8]。其实，这一点也隐含了空间正在分隔时间，空间正在一步步占据时间的新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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