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全覆盖实现质变尚需克难
● 归档普查随机抽查跟踪法援案件质量
● 建立评分机制提升刑辩律师辩护技能
● 刑事案件律师办案补贴应予适当提高
● 补贴标准挂钩办案结果体现按劳分配
本报记者 刘子阳
呼吁、焦急、等待,但一直没有起色。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一直保持在30%上下,与发达国家90%多的辩护率相比,缺口巨大。
靠当事人自己委托律师辩护提高律师辩护率,提升空间显然非常有限。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明确,在北京、上海、浙江、四川等8省市开展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
一年多时间,试点地区律师辩护率大幅提升。广东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律师辩护率达92.8%,北京一审案件律师辩护率达95%。
在此基础上,司法部要求,到2019年年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要在第一批试点的8个省市和天津、江苏、福建、山东等发达省市基本实现,其他省份要在省会城市和一半以上的县市区基本实现全覆盖。
刑辩律师全覆盖最直白的解释就是:你请不起律师,有国家管你。毫无疑问,这是改变中国刑事辩护现状的大事。法律界人士评价说,这是司法改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试点成效显著,但改革仍任重道远。能否保证辩护质量?如何避免律师走过场?怎样提高律师的积极性?近日,《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律师,听听他们怎么说。
全覆盖谁受益
减少冤错案件增加律师案源
2017年11月7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假冒注册商标刑事案件,这是广州推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后的首例案件。
根据试点工作规定,法院通知了天河区法律援助处,指派黄冰花、吴寿长两位法律援助律师为两名被告人徐某武、徐某军提供辩护。
庭审中,被告人徐某军翻供。为其辩护的吴寿长认为,徐某军翻供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还可能导致重判的不利后果,遂申请休庭,利用休庭的时间向徐某军分析证据、犯罪事实等核心问题。
在吴寿长充分说理下,被告人徐某军主动认罪。合议庭最终采纳了法律援助律师关于被告人徐某武、徐某军的罪轻辩护意见,两名被告人均获得轻判。
刑事辩护之所以要全覆盖,就是要让控辩双方在庭审时形成积极对抗,法官兼听则明,保证案件的公正审判,首先受益的是被告人。
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卫东律师参与过这项政策的制定。他将刑事辩护律师全覆盖理解为精准扶贫政策在司法领域的体现。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社会最底层,走到这一步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甚至有社会的原因,对他们的司法关怀是国家应尽的义务。经过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国家有能力拿出部分财力和人力做这件事情,这是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选择。”刘卫东说。
“控辩双方共同参与审判,如果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只根据控方的指控决定案件命运,显然是在唱独角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事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全覆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必然要求,也是基本要求。”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王敏远认为,刑事辩护全覆盖是对人权的一个重要保障。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有利于减少冤错案件的发生。以前,许多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后,要么是没有钱请律师,要么是认为证据确凿没有必要请律师,因此产生的错案也不少。比如聂树斌案、呼格案,如果当时有辩护律师参与,或许两起错案也不会沉寂多年。”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汪挺说。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对律师而言也是利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刑事辩护案件大量增加,为一些发愁案源的刑事辩护律师带来好消息。
四川豪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子豪曾有多年法院、检察院的工作经历。在他看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律师案源的增长,更体现在对刑事辩护律师的尊重。
“刑事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辩护职能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都有了用武之地。”刘子豪说。
质量怎样把关
确保律师权利加强培训考核
去年,上海市铭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倍歆办理了一起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被告人是一名少数民族,不懂普通话。为了彻底弄通案情,徐倍歆详细记录翻译的每一句话,遇到模糊的地方,更要反复推敲。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