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四提废除收教制 终获肯定回复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提案是他在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持续四次提出的有关收容教育制度的提案。

　　不同的是，前三次是从“废除”角度提出的，第四次是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

　　最终在2018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将建议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废止收容教育制度。

　　今年1月2日，朱征夫收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给他的答复，四次提案有了理想结果。

　　废止收容教育

　　今年有可能落实

　　北青报：您在2014年、2016年和2017年提出的建议都是废除收容制度，去年变成了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为什么？

　　朱征夫：之前我从废除角度提出建议，提案都是交给了有关部门来承办，但是结果未尽如人意。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到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我去年就提出了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提案，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是否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进行合宪性审查，比如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还有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得委托国务院立法。

　　这样一来，承办单位就变成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备案审查室，他们非常重视，也做了广泛的调研征求意见，还有座谈会。其中一次，备案室到广东调研，我也参加了那场座谈，还请了公安部门、原来的卫计委、妇联、防疫等部门的相关人员，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赞成废除收容制度的，无论是从保护人身自由还是维护程序公正的角度，大家应该说还是形成了共识。

　　北青报：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全国人大建议提出议案，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

　　朱征夫：跟大家一样，也是通过新闻媒体知道的。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沈春耀主任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谈到，通过调研论证，各有关方面对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经形成共识，启动废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今年1月2日，收到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答复的全称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891号提案答复的函”。其实，这封函是在去年12月24日，就是他们开会当天签发的，26日寄出，因为间隔了一个元旦假期，所以我在元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收到。

　　北青报：您认为什么时候收容教育制度会被正式废止？

　　朱征夫：因为法工委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现在是等有权提议案的单位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审议。我认为会很快，今年有可能落实。

　　民营企业家

　　涉经济犯罪原则上不实行羁押

　　北青报：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家司法权益，您今年带来了哪些新的建议？

　　朱征夫：今年带来了三份提案，其中一份是建议采取有效法律措施，保护民营企业家司法权益。

　　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根本原因是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规范，诱因是公权力可以用来谋取财产利益，某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和逐利性执法是主要表现形式。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某些地方政府、某些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和逐利性执法的问题，围绕“规范司法权，切断利益链”来想办法、找措施。

　　北青报：具体从哪些方面来规范司法权？

　　朱征夫：首先是对涉嫌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家原则上不实行羁押，均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有时候查企业家犯罪，企业家进去了，企业也会跟着受到影响。最后企业家没有事放了出来，但是企业有事，甚至已经垮了，这对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取保候审既可以避免羁押逼供产生冤案，也能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这里的“企业家”还应该有一个定义，不能说是老板就是企业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重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企业家。

　　其次，对行贿犯罪要严格依法认定。按照刑法规定和两高的司法解释，“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认定行贿犯罪的必要条件。但现在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企业家不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是为了维护合法权益，也把他们当行贿处理，违背了立法的本意。对于不是谋取不正当利益，甚至被迫维护合法权益的，应当在定罪量刑时详加甄别，不得任意扩大行贿犯罪的定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