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 废止收容教育是法治发展趋势
昨日，友谊宾馆，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昨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刚亮相委员驻地友谊宾馆，就被记者团团围住，问题都聚焦在了“收容教育制度废止”上。
在去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朱征夫提出提案，要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备受舆论关注。去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此答复称，将适时废止收容教育制度。
从200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至今的11年间，朱征夫已提出70多件提案，他也被称为“提案大户”。“政协委员要用好自己的话语权，作为法律人，要对历史负责任。”朱征夫委员说。
履职经历
多次提案建议废止收容教育
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答复函，是在2019年的第一个工作日。“虽然已经提前知道了消息，但还是比较激动。因为这是历年全国政协提案中，首次针对合宪性审查的提案。”
收容教育制度从1991年延续至今。但在朱征夫看来，收容教育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一样，是由公安机关通过行政行为来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有失程序公正，与宪法精神及《立法法》不符。
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2003年开始，朱征夫就曾联合广东省几个政协委员为此呼吁。从广东省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变了，但他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最终，劳动教养制度在2013年被废除。
随后，他将关注焦点转移到了收容教育制度上。在去年提案中，他提出要“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就是希望人大常委会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重新审视，从它是否与宪法冲突、是否符合《立法法》规定、是否跟其他法律规定相统一的角度进行审查。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它进行废除处理”。
去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朱征夫发送了提案答复函。答复函称，“收到提案后，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联合调研，了解收容教育制度实施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近年来，收容教育措施的运用在逐年减少，收容教育人数明显下降，有些地方已经停止执行。通过调研论证，各有关方面对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经形成共识，启动废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报告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时对此作了说明。
“当时很高兴，毕竟呼吁了那么长时间。今年有望废止收容教育制度，这是法治和人权发展的趋势。”朱征夫说。
今年提案
“遏制对企业家选择性执法”
今年全国两会，朱征夫又将关注焦点放到了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和刑事案件二审法律适用上，“这两个提案都是我日常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近年来，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出台了各种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和指导意见。民企产权为何保护不力？朱征夫剖析了多层次原因，“公权力不受约束是根源，通过公权力谋取财产利益是诱因，一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和逐利性执法是主要表现形式。”
在他看来，要根治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通过羁押逼使企业家就范、不当利用司法权掠夺民财等问题，必须围绕“规范司法权，切断利益链”的目标找措施、想办法。
对此，朱征夫提出了“在刑事强制措施中更广泛地适用取保候审”“严格执行行贿犯罪的认定标准”“案件侦查不牵连企业家的家属子女”等六项举措。
谈及“案件侦查不牵连企业家的家属子女”，朱征夫对记者表示，“有些做法我觉得不妥当，当然也不排除家属、子女可能会构成共同犯罪，但对共同犯罪的认定要严格规范，并设置适当程序加以监督。”
朱征夫说，“建议并非是为民营企业家网开一面，让他们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如果选择性、逐利性执法得不到遏制，企业家群体就容易受到司法权滥用的伤害，所以上述建议应当从企业家涉及的经济犯罪案件先行尝试，在条件成熟以后逐步推广，适用于普通公民涉及的经济犯罪。”
开庭审理是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也是实现审判公平正义、树立司法公信和法律权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要件。但朱征夫指出，目前，对于刑事案件的二审，绝大部分法院都是以不开庭审理为原则，开庭审理为例外。与此同时，对于民事案件的二审，却是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审理为例外，甚至将二审开庭率作为法院工作的一项考核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