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社科院设立考古学论坛评选六大考古新发现，到如今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大家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这6项？其实，评选的标准一直没变。首先，学术上要对各地建立文化谱系、填补时空空白有参考意义；其次，考古理念的科学性和考古手段的科学性也是重要评判标准。此次入选的六大考古新发现，正是在填补我们未知的空白，也正是通过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华文明的特质愈发完整清晰。
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入选。此次发布还推荐了国外考古新发现。
为中华文明谱系提供新的实证
此次考古新发现中，有不少填补了空白。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考古队通过对遗址内的夯土建筑、城墙、壕沟等遗迹，铸铜、制陶等手工业遗存，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文化特征，青铜礼器的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组合形式，以及芮公、芮太子等青铜器铭文的综合分析，推断此处应为芮国后期的都城及墓地，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个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信说，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对于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17—2018年，考古队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址，南北400米、东西350米，方向158度，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墙外有护城河。城门目前仅发现1座南门，门外有瓮城。城内经钻探与发掘共确认67座建筑基址、14条道路、2条排水沟，出土遗物以各类建筑构件为主，其中青砖上多戳印“内”“宫”“官”字，部分定窑白瓷上刻有“尚食局”款。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断，太子城即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
此外，也有发现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取得的新发现。比如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2012—2017年，考古队进行了五次发掘和系统钻探，确认该遗址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及祭祀遗存，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改变了屈家岭文化只见城址不见大型墓葬的现状。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并将有力推动我们深入认识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考古发现向着更为纵深的方向发展，比过去的认识更为深入。“深入的前提是我们多年来坚持不懈的考古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发现成果。”宋新潮说。
为观察区域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在六大考古新发现中，区域性的考古发现也成为亮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这些发现在区域内填补空白，解决了重大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渠县历史博物馆共同发掘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城坝遗址由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组成。其中，郭家台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组成，为汉晋城址研究提供了重要新资料。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关口具有重要意义。“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的出土，为我们全面了解汉晋帝国对郡县一级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材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城坝遗址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出土遗物1000余件，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
从2014年开始，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调查、钻探，确认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在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部确认了至少四座大型夯土台基，每座台基上都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2016—2018年，经发掘，确认大营盘梁人工台基顶部分布着三座院落，呈“品”字形布局，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晚段，沿用至龙山时代末期。大营盘梁最南端是一个小型广场。在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大量精美玉礼器、板瓦、筒瓦，加之规划有序的高层级院落布局、宏大的夯土台基工程，共同构成该遗址作为区域核心聚落的基本要素，对于研究史前中国区域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及“早期中国”的形成等具有重要价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以遗址为中心，可以把周围串起来，填补该区域时段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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