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护理了15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我护理了15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017年世界艾滋病日，北京协和医院各科室医护人员举起标语：每个人的参与都重要。受访者供图

　　我叫宋晓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护士。我工作17年，在艾滋病专科做了7年，是这里的第3任专科护士。我以前在别的科室当过护士长，但还是想做专科护士。这里缺人，加上我觉得工作比较有意义，就来了。

　　我们的目标是让患者有尊严、有质量、负责任地活着，为他们提供信息，帮他们应对困难。门诊时间有限，医生做不到的部分，专科护士来补充。

　　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则，专业名词叫做non-judgemental（不予评判的）。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感染者到医院就诊的目的是获得帮助，而不是在道德、行为方面被别人评判。要不然，他们下次就不会来了。如果感染者离开了医疗系统，艾滋病防控就无从谈起。所以不管他们因为什么感染上艾滋病，我们要给他们一条能走得通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做到共情而非同情。

　　这些话说起来好像容易，真做起来其实很难，但如果做到了，就能获得患者实实在在的信任。

　　1

　　护士为所有感染者做第一次咨询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环节，跟他们讲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传染给别人，什么情况下相对安全。这个环节不能只谈枯燥的数字和概率。我会让患者伸出手，紧紧按住它，问他，如果你的手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流着鲜血，我这样按住你的伤口会不会被传染？

　　有的感染者会觉得这是一种善意，一种接纳，我敢和他握手。我也能看到他们的反应。7年前，大部分感染者的回答是，会传染。而7年后的今天，几乎所有感染者的回答都是“不会”。这种变化显示，中国对艾滋病的科普宣传还是很有效的，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很大帮助，我心里很感恩。

　　获得病人的信任是很难的事情。最糟的一点是，他们会自己歧视自己，真的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乱搞”了，得病是惩罚。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一点点放下那些，把注意力完全放到配合治疗上来。

　　艾滋病毒感染者属于很敏感的人群。我刚做护士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在感染途径统计表上写的是“同性和异性性传播”，我看到这里，迟疑了一下。下次他再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被他用黑笔涂掉了。其实我完全没有负面的感受，但他注意到我的反应，这增加了他的心理压力，后来我就会特别提醒自己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我们会告知他们的权利，比如隐私权，让他们对知道他们病情的人说清楚，不能没有经过他们的允许告诉别人，否则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再比如，工作单位的入职体检不能查艾滋病，也不能以他们感染艾滋病毒为由拒绝雇用他们或是解雇他们。

　　我们会讲，法律规定不可以恶意传播艾滋病。如果要与喜欢的人发生性关系，一定要做好告知而且戴上安全套。

　　我们解释说，如果你决定告诉伴侣，说明你是一个对家庭特别负责任的人。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可以把伴侣带来，我们帮你讲，家人也是我们照顾的对象。患者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比较起来，早年间的患者更听话，说什么他们都照做，不会问为什么。现在病人接收到的信息更多了，他们会问更多，为什么这么吃药，什么药对我最合适，我有没有别的选择？

　　我还会告诉每一个病人，你有任何不满、要求，一定要充分向我表达，哪怕和我争论都没关系，我不会在意。

　　其实在医院里，医生也不可能天然支持护士的一切工作。但所有医生都强烈建议患者到我们这里来聊聊，因为他们发现，有了这个过程，他们和患者的沟通会顺畅得多。

　　我刚来做专科护士的时候，会觉得尴尬，有些事情不好开口。一些患者会给我很详细地描述他们染病时的经过，还会向我描述性行为的细节，问我会不会传染给别人。

　　后来我就能接受这些了。如果在这里连性都不能谈，那艾滋病的防控就是空谈了。

　　2

　　我常常接到病人的电话，从电话里就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担心。

　　“我忘记了今天吃没吃药怎么办，要补吗？”“我刚刚吃药后特别恶心，吐了。我看里面也没有药片，还要不要再吃？”“我孙子把我的鼻子挠破了，他会被感染吗？”“刚刚有人碰到我的血了，会有事吗？”

　　我还接到过电话，一名患者说自己在天台站了2小时了。我知道，那其实是药物的副作用，会导致抑郁情绪。我就在电话里不断安慰他，然后安排他第二天就来更换药物方案。

　　病人的经济条件、家庭状况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治疗效果，当然，我们不会直接地问，而是靠专业的“谈话”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