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讲一点法才是移风易俗的正确方式

　　说实话，此建言的确击中了当下的一大社会痛点。尽管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一些地方农村的风气却“不进反退”，以至于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诸如“彩礼多数超10万元，父母举债为子女办婚事”“借孩子满月、生日寿诞、子女升学、就业、乔迁、接风、升迁、谢师、开业等大操大办”“火化后骨灰装棺再土葬”等陈俗陋习，既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更拖了国家文明的后腿。

　　如何才能移风易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从中外历史进程看，在国家改革的滚滚洪流中，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推进之法”。比如，秦国用商鞅之法，养好公战、惧私斗之民风；赵国胡服骑射，不仅民风为之一变，更建立了称雄当时的武装力量。在国外，当年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则从俄国人的胡子开始动刀子，日本的明治维新，则用一纸废刀令，让延绵千年的武士阶级化为烟云。

　　回看当下的农村风俗，不少方面与改革进程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各种弊病后果已经凸显，固然到了不可不动的程度，但如何革新，是否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恐怕还值得商榷。

　　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风俗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风俗的改变，也很难一蹴而就。有时候，急功近利的运动式强推，短时来看，或许奏效，长远视之，未尝不会铩羽而归。以法治的视角观之，移风易俗上的极端功利化推进，恐怕还有违法之嫌。所谓风俗者，乃是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习惯等的总和。说到底，不过是个体惯习的放大，纵然有不合时宜处，却往往与个体权利相关，强制力量的介入，很容易触及到权利的边界。

　　一个法治的社会，公权力和个体权利的边界，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如果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强行规定民间婚丧嫁娶等摆设酒席的桌数、花费的标准等，则需要避免公权力的行使，不当地进入公民私生活的领地。

　　相比之下，通过乡规民约的办法，要比强制规定好得多。在地方政府，还有乡村自治组织的引导下，民众自发缔结契约，对于大家来说，这样的措施规定，更有约束力，进而自觉地遵行。假以时日，不合时宜的所谓风俗，就有可能得到扭转和消除，移风易俗就能收到真正成效。

　　不过，置身国家制度体系之外的乡规民约，只能以德引导，依靠大家的自觉遵守，而不能当法惩治。乡规民约违法了，固然归于无效，该承担的责任也逃避不了。之前，媒体就报道了，云南某村一村民因乔迁大摆宴席，村委会根据乡规民约，对其通报批评，并停止其所在村民小组的道路硬化工程、农村危房改造指标安排，以及停发该村村民小组全部低保等等。曝光后，这一明显违法的“处罚”措施被撤销。

　　移风易俗，犹如移山倒海，既要有非常努力，也要有善治智慧，既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也要日拱一卒，久久为功。多讲一点法，多按规律和规矩办事，才是移风易俗的正确打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