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理译丛掌门人刘海光：先把书做对再做好

原标题：“雅理译丛”掌门人刘海光：先把书“做对”再“做好”

刘海光

从2014年5月出版第一本《起火的世界》，到2018年11月出版《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雅理译丛”大家庭已经有30余部作品。

从最初的名不见经传，到2016年以来图书销量和知名度逐渐提升，“雅理译丛”掌门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六编辑部主任刘海光，带领编辑团队实现了把品牌慢慢做起来的目标。他们按照先把书“做对”再“做好”的编辑理念，不断提升丛书水平。

从“耶鲁译丛”

到“雅理译丛”

今年是刘海光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工作的第19个年头。最初在总编室做行政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书稿的各个生产流程。2008年前后，他开始接触图书策划，负责一些项目出版工作。

出版“雅理译丛”，缘起于当时还是山东大学副教授的田雷，田雷是刘海光参与的大型出版项目“美国法律文库”中一本书的译者，此后二人认识并成为朋友。曾经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学硕士的田雷，当时想策划一套耶鲁大学教授的著作。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多为杂家，倡导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教授们的著作相对一些注重“专”的学术图书更为好读。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具有新鲜感，于是“耶鲁译丛”2012年启动。

在选书、翻译过程中，作者团队逐渐壮大，范畴扩展至耶鲁大学学者以外的诸多世界名校。这套丛书在出版时更名为“雅理译丛”，既取“耶鲁”旧译“雅礼”谐音，记录这套丛书的出版缘起，又表“理正言雅”之意，体现了以至雅之言呈现至正之理的出版理念。

“雅理译丛”的图书出版定位也有一个变化的轨迹：从最初专注于法学，到法学政治学交叉，再到聚焦当代人生活境遇。“我们如今侧重于关注中国现实的学术作品，希望多多译介能够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和大众心理问题的作品。”刘海光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说。“雅理译丛”整体服务于法学界乃至社科学界的专业读者，这一读者定位让丛书的读者门槛更高一些。

“我们选择的书，都是由顶尖学者写的，需要一定的学术鉴赏力。编辑的学科专业水准是绝对不够的。”尽管是法学专业毕业，刘海光在采访中也反复强调，学术图书编辑更应该做个杂家，策划图书时要依靠学者。

一群“做书匠”团队作战

“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做书，而是一个团队在做书。”刘海光口中的“团队”和“我们”，包括“雅理译丛”的编辑、主编和译者，有时甚至会邀请作者共同探讨。

刘海光带领的编辑团队很年轻，3位编辑都在2011年之后入职。他经常和大家分享对做书的热爱，因为只有热爱才会主动琢磨、才会磨炼悟性。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几位编辑都比较精干，大家志同道合，都有做书的理想，一起工作中形成了默契，也共同积累经验。团队比较稳定，也是推动“雅理译丛”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译者团队是出版‘雅理译丛’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收获。”令刘海光引以为傲的译者团队，团结了国内一批优秀学者。他们在国内顶尖高校毕业后，多有美国留学的经验。回国后，又在一流高校任教。其中，有的译者是“雅理译丛”所出图书作者的学生，翻译和推荐老师的作品、精准表达原书意思，这批译者无疑是非常适合的。这批译者也是出版社现在和将来的作者资源。2018年推出的“雅理中国”丛书，定位于出版中国学者的原创学术作品，目前已出版两本。“雅理译丛”的译者就是这个新品牌的第一批作者。

有精锐的团队携手前进，“雅理译丛”品牌在法学界、政治学界，逐渐积累了知名度。从第一本书起印量仅为学术书平均水平的3000册，到平均销量达到6000—8000册，再到2017年出版的《我们的孩子》销售逾8万册，“雅理译丛”体现出优质社科图书作为常销书的生命力。

“做对”容易“做好”难

“每个编辑对图书理解不同，每本图书要针对读者群进行变化和调整，所以做书要‘做对’有许多种做法。但在‘做对’基础上做好，就需要功力，这是我们不断追求和提高的部分。”刘海光表示，每本书推出后，读者拿到喜爱，作者拿到认可并乐于推荐，是团队一直追求的做书境界。

不同于学术丛书的常规处理方式，“雅理译丛”每本书的封面风格和内文设计都不尽相同。刘海光认为，每本书都是作者的“孩子”，封面装帧、内容排版、文案设计等方面，都要结合内容，并对内容有所呼应。他举例说，在做《我们的孩子》封面时，前后由3个设计师合作完成，可谓煞费苦心。最终的封面得到了原书作者的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