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奔涌创新潮

　　“科学的春天”：发改革开放之先声

　　1978年，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已经82岁了，但就在这一年，他突然觉得“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因为这一年的3月18日，他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操着那熟悉的四川口音，郑重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

　　这些现在看来早已是共识的话语，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当时，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更令像金善宝这样的知识分子如获新生。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对科技发展的关键性的认识问题，予以拨乱反正。

　　科技的地位彻底改变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后党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都基于此理论基础。

　　知识分子站起来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再是异类，是“自己人”，这就推倒了压在科教界知识分子头上“两个估计”的大山，砸碎了“臭老九”的紧箍咒。

　　科研工作恢复起来了。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在讲话中谈到党如何领导科技工作，科研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春天吧！”这不单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更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求解放的心声。

　　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是一次改弦更张的大会，它的里程碑意义还在于，发改革开放之先声，成为思想的解放和理念上的宣示，全社会崇尚知识和科学蔚然成风，开启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新纪元。功莫大焉！

　　改革，必须先松绑后解放。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国家部门中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科学口。科学界率先表态支持，还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在思想舆论上为党的改革开放布局营造了良好氛围。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会议提出了科技政策的方向，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为以后引进技术做了铺垫；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为科技教育事业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后来系列计划、基金的出台埋下伏笔。

　　打破桎梏后，科技界恢复元气。清算“极左”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科技管理机构，加强科技队伍建设。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踏出国门；1979年恢复技术职称和职务，1980年恢复学位。龙门陡开，江鲫飞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科技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我国科技界开始关注并研究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以及对策研究等重大课题，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国际视野，也为科技体制改革启动做了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科技立法也摆脱了一片空白的尴尬。据统计，1980年到1985年制定的有关科技组织、人员管理、物资供应、档案工作和成果奖励等方面的科技法规达几十项之多。

　　吹皱一池春水 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其实，科技界的一池春水早已暗潮涌动。

　　陈春先，这个造出中国首个托卡马克装置的核聚变专家，因为美国硅谷的考察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回国后，他立志要建中国的硅谷，地点就在中关村。揣着借来的200元钱，他与中科院同事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