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10天，参加了8场“人情宴”，道喜背后是苦笑；辛苦赚钱一年，回家出“人情费”，腰包掏空了一半；明明腰包紧张，还要买来高档烟酒，彻夜燃放烟花鞭炮，只为撑场面……
春节期间，部分乡村畸形人情消费愈演愈烈，种种陈规陋习给基层群众带来沉重负担，部分群众形容这个年过得“心惊肉跳、头皮发麻”。
移风易俗显得尤为迫切。幸好多地早已展开探索，效果也比较明显。但对于部分地区由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和“一刀切”整治方式，群众中也不乏质疑和担忧的声音。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
王蓉的家乡在华东某省的农村，当地素来以“人情重”“彩礼高”闻名。今年春节回乡，从腊月二十六到正月初六，她参加了8场酒席，涉及结婚、寿礼、乔迁、周岁、建房等主题，人情费都是400元起步，高的达1000元。她说这个节过得头皮发麻，“最多的一天赶了三个场，必须人到情到。”
春节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部分乡村人情负担之重，陈规陋习之突出，已令人谈之色变。
前几年，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在开展移风易俗之前，发生过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
村里的贫困户徐传德，房屋倒塌多年，一直在邻居家借住，住的地方破旧不堪，生活不便，甚至没有手机信号。2016年，驻村扶贫队帮村里建了集中安置房，生活便利，一套价值10多万元的新房，只需交5000元就可拎包入住。
奇怪的是，徐传德符合入住条件，却始终躲着不要这个福利。扶贫队员爬上山来家访，老徐才说了实情，“我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山下人口集中，人情往来多，一年人情开销就要四五千元。”
办酒、节庆、人情往来等各种乡风乡俗，在过去很多年发挥过团结乡邻、凝聚人心、互助共赢的宝贵作用。但是，近年来，部分乡村的人情风越刮越歪，逐渐偏离了原来的初衷。最典型者，莫过于人情“异化”过程中频发的“无事酒”成风。
红喜事、白喜事、升学宴、谢师宴、参军宴、满月宴、建房宴、装修宴，还有逢五逢十生日宴等，仅仅是“常规动作”。人情礼金水涨船高，过去的50元起步，现在200元起步，关系稍微亲密的500元起步，关系亲密的800元～1000元是标准。这些人情债还不能躲，“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宁荒一年田，不丢人情场”。
有的地方官员和地方人大代表做过调查，部分乡村村民的人情支出竟然占到整个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低收入家庭的年人情支出甚至超过年收入。由于支出太多，村民很难维持长时间“光出不进”，只好找理由办酒收礼“回本”。前些年，中部某县流传一种说法：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如果两三年不办酒，家庭财政就会破产。
“吃酒送礼——负担加重——自己办酒收礼——再吃酒再送礼”这样的怪圈开始循环。部分村民不得不绞尽脑汁找办酒名目，办各种“无事酒”。12岁生日、36岁生日、两位老人合办“百岁酒”“150岁酒”等，外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当地却常见。
还有村民遇到过“买房宴”，送了礼吃了酒，主人始终不说新房在哪里，大家其实也心照不宣。有的地方以此创作讽刺剧，讲述一农民修建厕所后，以“三改重点工程落成”名义办酒。
踩下“人情歪风”的“急刹车”
不堪重负下，越来越多群众开始抱怨，但很少有人敢迈出第一步。记者节前在中部地区采访，多位村民坦言，其实大多数人有停止办酒的想法，都知道继续下去只会花更多钱，但没人敢迈出第一步，怕被人笑话。
近年来，在我国多地的市、县“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直斥异化变味的“乡村人情风”，建议政府引导整治，建议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拉开了破除陈规陋习、禁止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序幕，王蓉们面临的“尴尬”过年方式将成为过去。
湖南、浙江等地少部分乡村出现了民间自发主导的“去陋习，树新风”行动。由村庄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主导，成立红白理事会，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制定村规民约，协助村民规范办酒，踩下了“人情歪风”的“急刹车”。
记者了解到，这些村规民约兼顾了原则和人性化，规定可以操办的合理操办、适当收送礼金，不宜操办的坚决不允许收送礼金。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这种方式容易得到广泛理解和响应，村民往往抹不开面子，政府又不好介入太深，由民间自治，叫停人情风，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便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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