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工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工科高校、综合性高校和地方高校等单位的数百名代表在会上就“新工科”该怎么做各抒己见，再次引发业内的思考和关注。
说起来，似乎每年年初，“新工科”都要搞点“大事情”。2017年2月，“新工科”的概念提出，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形成的“复旦共识”拉开了“新工科”建设的序幕；2018年3月，教育部公布首批612个“新工科”；今年2月，各高校针对“新工科”实施工作的再讨论。但“新工科”建设面临的情况在不同的阶段不断发生变化。
从去年初公布首批“新工科”名单到现在整整一年了，这一年的时间里共识已经达成。经由政府主导强化顶层设计之后，“新工科”得到“自上而下”的全面推进，执行层面该如何落实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此次专家们齐聚复旦最关心的话题。
建设方向获认可，现实问题待解决
“从这一年的情况来看，各方对‘新工科’建设的战略与方向是认可的，但推进过程中并不是每个学校都顺利，这中间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元培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洪文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
对大多数学校来说，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新工科”专业调整滞后，这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新能源等新兴专业上表现得尤其严重。2018年的高考，有部分院校推出了新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都是“宠儿”。但洪文认为，这仍是少数学校的行为，而且即便是“特别努力”的学校，能推出一两个“新工科”专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洪文看来，“新工科”要求不同专业的交叉融合，但从现有专业建设方面来看，专业间的交叉关联性有待加强。此外，专业与行业、产业的对接也未能充分实现。从专业培养的角度看，许多学校的“新工科”专业教育依然偏重理论教学，实践性与现实性不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新兴产业的专业需求。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必然性。“新工科”概念的提出不过两年时间，对许多高校而言，要实现专业的调整和转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因此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周期。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二级巡视员、理工科教育处处长吴爱华就表示，推进“新工科”建设是后发展国家的历史机遇，是高校综合改革的“催化剂”，这一点是明确的。所以他的看法是要坚持以“新工科”建设引领高等教育创新变革。
洪文也认为，“新工科”建设也是国内大学进行自身调整、提升的良好契机。要从理念、知识体系、人才结构、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积极革新，从而有效推进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工程教育改革。
从师资到认知，高校准备好了吗？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云计算等这些原来没有的“新工科”专业该怎么发展对各方都是一个考验。
同济大学的张同学是今年入学的本科生，他选择的就是学校推出的“新工科”专业。在他看来，“新工科”的方向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但他主要的顾虑在于，对更大范围的高校来说，是不是有足够的师资来教育报考这些专业的学生，以及原有的师资队伍和管理人员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从旧到新这种教育认识和意识上的真正转变。
“这确实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才和认识本就是创新路上最关键的问题。”洪文说。全面推进的改革，涉及整个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不仅包括整个专业、整个学院，还有学生、教师、管理人员，课程、教材和各种教学环节；而且还包括教学场所和硬件设施，以及考核评价制度、管理制度等许多要素。要把这些数量众多、结构复杂的要素统筹协调起来是非常难的。
而“新工科”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学科与专业的交叉性、综合性和实用性上。基于此，在进行“新工科”专业建设时，应当遵循厚基础、宽口径、专业交叉融合、紧随行业企业前沿的原则开展改革。这样的高要求让改革更是难上加难。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新工科”建设只是暴露出当下许多高校的发展未能紧密跟随科技、社会发展的脚步，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现象，这在研究型大学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改革涉及多方面，需找准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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