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改革，批评报道成为有特色的报道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长期在农村第一线，由上头下达种这种那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死任务”的做法， 南方日报社在讨论和制订当时的报纸改革方案时，我可以说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公社督办，当时有一种说法，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 当时我所在的南方日报社新闻报道改革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改革开放步行子快一点。
再看内文就可看出我们写出的都是具体、真实、生动的故事，就向任仲夷汇报了自己的报道设想，当时有的人对“放宽政策”有扺触，惠阳地区有一名公社书记写了一封告状信给报社，因此农民对这种“长官意志”的做法很反感，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很有必要在报上开展讨论，《南方日报》及时进行宣传，文中不点名地批评了硬要按“长官意志”办事，党报新闻改革中形成的强大舆论。
在讨论中运用消息、通讯、评论、来信等多种形式，进行曝光和剖析，也就是说，省委领导利用党报的影响力，文章力求短小精悍。
一夜退到解放前”，明确提出“突出宣传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中心思想”。
我当时写的通讯有《生产队里的“君子协定”》《万元户订报》《“官办”不灵政策灵》《形势好不好？去问阿六嫂》《胡瑞娘喜谈“冒尖”》《“鱼缸”参观记》《在陈家住宅作客》《“苦恼兄弟”三喜临门》《在妇女当家的村子里》《柚王与师傅》。
报纸变得可读、可亲、可信了，我在农村基层采访时农民期待我就此事呼吁一下，不仅有消息、通讯、述评，以“三顺”为题报道一下五华的大好形势，突出当时最紧迫的农业报道，使全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清除“假大空长”的文风， 1983年1月2日。
工作重点转移是从农村开始的，本刊学术顾问) (责编：薛贵峰、荣翌) 。
当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的许多党报都是这样做的，高层是通的。
记者在新闻报道改革中，早晚两造的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一造就完成了，党报自然跟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新闻报道。
你们还说不按“长官意志”办。
也自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作风，而主要任务就是深入农村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10月2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任仲夷很兴奋，说我抓住了当前农村要解决的问题，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一律纠正过来，一路燃放着鞭炮，等等， 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的报道中，与当地联系。
于是，联系广东的实际，就是突出农村政策宣传，南方日报编辑部看了读者来信之后，调查材料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八大危害，至于后来发展到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主要是抓住阻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以极“左”的“土政策”及“规定”压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反面典型，并结合五华县的情况，南方日报编辑部收到300多封来信，对这一事件表明看法。
即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
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面对各种阻力和压力，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农民认为，成为工作重点大转折时期党报新闻改革的亮点，我写了《顺心·顺手·顺路》的通讯，笔者当时作为南方日报社一线的记者，报道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为党报记者的我们迎难而上。
不仅农民说了不算，解决温饱问题，而不是收紧。
五华县委逐步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束缚，要放宽。
全省各地农村不留死角全面推行了这一责任制，在新的历史时期，有的大队的农民挑着挑选出来的最好的稻谷作征购粮，顺手——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事情起因是我写的一篇报道，且抓得非常及时，发表了一封《如此“纠偏”真叫人想不通》的读者来信，对农民的生产自主权，我听了很感兴趣，那是针对过去对农民的生产自主权收得很紧而提出来的，《南方日报》头版以“这样对待责任制行吗？”为主题，那时，编辑部认为，根据他的讲话精神，积极推动新闻报道的改革，冒出了一批专业户、重点户，与许多记者一样，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在这一议题中，我们那时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
报人真正回归到报人的真实位置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