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境下山东电视剧的“坚守”与“求变”

如果以鲁剧来定义山东电视剧则是狭隘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现象化的写照，当地域式的自我呐喊之后就是以大全景的方式去关照整个社会。可以说鲁剧让人们认识了山东，山东影视剧让人们认识到了整个中国。在山东影视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件事情需要注意：其一，2011年山东影视集团的铁三角侯鸿亮、孔笙和李雪成立了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其二，电视剧《琅琊榜》在国内走红并登陆海外市场。这似乎更像是山东电视剧演变的分水岭，他们的作品在淡化了历史抒写的同时，更加注重了人物刻画与市场需求。“历史化”与“去历史化”，“地域性”与“去地域性”成为山东电视剧发展的两个极端，这是平民文化与市场文化、现实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博弈，这种演变所浓缩的是时代语境下的坚守与求变。

一、时代语境：“一带一路”和新旧动能转换

文化部制定了2016~2020年“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其涵义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切实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创新发展。2018年山东省开启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建设规划，其中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山东的影视文化休戚相关，传承创新齐鲁文化，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种时代语境下，需要山东电视剧在发展中寻找文化普适性的最大公约数，既能保持文化的本土特性，又能推进文化走向世界。2017年香港国际影视展（FILM ART）展出了《琅琊榜》《大舜》等多部山东影视剧，与国内外多个企业达成了影视剧引进、出售、合拍的合作意向。这是山东电视剧“走出去”的新开端。

二、山东电视剧的坚守

山东的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既不会过于偏僻带来猎奇式的景观世界，也不会过于普适而失了特色，它正好处于一种临界点——是连接地域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

山东电视剧创作之初就以“水浒英雄”系列电视剧展现出了浓郁的地域特性，这种地域特性并不狭隘，以一种相对的宽容性被观众所接受。随后开始以家国一体的矛盾纠葛展现历史变迁，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纵观山东电视剧的创作脉络，是以正剧为标榜，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有着某些共同的表层形式和深部的文化密码，以大气象的历史感进行情感扩张，人物放置于历史抒写式的漩涡中，巧妙地将历史变迁与人性转化完成同构。这种影视文化姿态，训练了大批导演和编剧，宏大的历史背景、复杂的“代”际人物关系、正能量的相互拯救、完美的大团圆结局，这种模式化的发展使得山东电视剧越来越剥离了地域性的外衣，以一种更加普适化的视角来自我建构。这种模式化的发展既是山东电视剧发展中的自我内省，也是时代语境下的自我转型。

三、山东电视剧的求变之路

1.文化的求变之路：由普适到普世。无论是《闯关东》对于中国移民大迁徙的关东潮，《知青》中1700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大染坊》反映青岛生意人陈寿亭一生的商海沉浮，还是《温州一家人》浓缩温州人创业奋斗历程，反映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代变迁，《老农民》关注中国当代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世界60年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些电视剧无不都打上了山东电视剧模式化的烙印，然而过于依赖大气象、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包袱，使得山东电视剧创作蛰伏期长，意识形态强加于故事创作之中，加上电视剧又少于宣传，所以一些作品不温不火，缺乏强有力的播出平台，成为了由模范到系列的孤芳自赏。新的时代背景下，山东影视剧“走出去”应该分两步走：首先是由地域文化到“普适性”的转变。文化在影视剧中不应该成为叫卖式的呈现，避免为了文化输出而输出，要做到影视产业的“普适性”；其次是由“普适性”到“普世性”的转变，文化自然融入，而并非刻意呈现，传播者与受众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共鸣。从中国文化当中真正开掘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精髓，突出地呈现在电视剧创作中。

2.创作模式的求变之路：创作型到创新型。文化的承载是过犹不及，“一带一路”所映射的文化交流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所呈现的文化创新，应该是一种多元化且潜移默化的呈现形式。在影视剧的创作中，一旦文化喧宾夺主，反而失去了作品本真味道。时代语境下，山东电视剧的创作应当开启自身的创新之路，在发展的浪潮中继续保持高水准的创作输出。

第一， 依托于省内或国内的影视大赛。吸引有潜力的青年影视人才。人才断层是目前影视剧创作中所遭遇的普遍问题，山东电视剧虽然云集了很多优秀的导演编剧，然而一些新生代的创作者并不多见，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是一个很好的挖掘人才的平台，如文牧野在first影展崭露头角，他也曾经在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中凭借《金兰桂芹》获得最佳导演奖，现在由他拍摄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不仅获得30亿票房，更是获得了良好的口碑，适当注入新鲜血液是对影视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