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环境污染与生态问题的日益凸显，环境冲突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走出“哈定悲剧”引人深思。新媒体时代，强大的网络舆论场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规范社会管理提供了平台，网络舆论成为观察、理解、治理环境冲突的有效窗口，也是重建社会信任、破解“哈定悲剧”的有效渠道。本研究通过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环境冲突事件为何及如何引发高热度的公共讨论进行结构性剖析，进而探讨如何治理环境冲突，为走出“哈定悲剧”提供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哈定悲剧、环境冲突、网络舆论、定性比较分析
1968 年，加勒特·哈定（Garrett Hardin）发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并指出一种滥用缺乏有效管理的公共资源的悲剧，即“哈定悲剧”理论，它主要应用于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阳晓伟，闭明雄，庞磊，2016），诸如过度砍伐的森林、河流与空气污染、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物种多样性被破坏等，都是“哈定悲剧”的典型例子。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与生态压力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由经济优先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风险之一（严燕，刘祖云，2014；张保伟，2012；张涛甫，2008），环境冲突事件高发且频发，反映了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而“哈定悲剧”的背后，更显露着深层次的制度危机和社会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一）“哈定悲剧”与“环境冲突”
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经典概念，“哈定悲剧”指出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存在的有关社会协调的问题，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共资源自身使用的负外部性，以及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矛盾冲突（胡静锋，2010）。在“哈定悲剧”的理论基础上，环境冲突大规模出现。
从内涵来看，一方面，环境冲突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它普遍存在于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中，存在于区域、人群、代际间分配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过程中（吴玉麟，任建兰，李玉江，2000：256）；另一方面，环境冲突也指人与人之间因环境问题而引起的社会紧张、竞争和变迁（余伟京，2003）。在环境污染日益积淀的现实困境下，“哈定悲剧”的出现使恶化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经济发展、谋生手段、健康状况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从而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的状况（Bob，Swart，Maharaj & Louw，2008），因此，人与自然的冲突是基础，它引发了人与人的冲突，且相比于自然性冲突，社会性冲突更加强烈，也更加复杂。
“哈定悲剧”的存在前提有三重逻辑（Fronek，2009）：第一，开放获取资源（open access）是冲突产生的根源；第二，开放获取转变为公有财产（communal property）（Demsetz，1967），人们建立共同财产权；第三，开放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现代技术的发展使私有产权可行并容易得到保护。由此来看，“哈定悲剧”是不同主体间利益博弈的结局，包括个体与个体、私有与公有之间的利益博弈，而利益则是产生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如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86/1988）所言：“当一个人被他自己的利益所驱使的行动影响他人利益的时候，就出现冲突。”基于此，环境冲突便可被看作是环境主体基于环境利益差别和矛盾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冲突。此外，价值冲突和认知冲突也对环境冲突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张保伟，2013），概而言之，我国社会转型、制度困境、经济增长优先，以及法制体系不健全是我国现阶段环境冲突的主要社会成因（严燕，刘祖云，2014）。
哈定（1968）曾提倡使用公共权力以保证参与者之间形成合理的协议并保证社会协调，但其并未清晰地、条理地、有深度地提出处理方案，后有学者提出由政府管制与当地社群治理等措施（Bowles & Gintis，2010；Dietz，Ostrom & Stern，2004；Ostrom，1990）。由此，环境冲突也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政府及相关组织的作用不言而喻，如何治理环境冲突即是本研究的重点研究问题。同时，环境冲突的形成存在利益矛盾等社会性成因，显然，先找到成因，再对症下药才是有效的研究路径。
（二）环境冲突中的公众参与与网络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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