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慢综艺”节目是适应文化需求的变化而出现的一种电视综艺形态，符合新时代精神发展的需要。尽管近两年“慢综艺”节目收视率和口碑都有不错的表现，可综艺节目常见的同质化、过度强调冲突、商业化过度等问题未能避免。借助消费文化的视角，提出深耕细作以丰富节目内涵、以“超真实”状态呈现慢生活、全景敞视“还”选择权给受众的“慢综艺”节目发展策略。
2017年下半年，以《中餐厅》《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为代表的定位为“慢综艺”的电视节目获得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在快节奏的当下，“让生活慢下来”的理念十分独特且令人向往。严格来说，“慢综艺”不是一种新的综艺节目类型，而是相对“快综艺”的一种创作模式。“快综艺”多围绕竞技展开，强调比拼、速度，直接刺激受众的身体感官；“慢综艺”多围绕体验展开，氛围温馨、节奏舒缓，重视受众的内心感受。
过去用消费文化视角关照电视综艺节目时，我们常得出电视综艺节目过度娱乐化、电视文化偏向媚俗、节目制作商业化氛围过重等结论，而以追求本真、回归自然为口号的电视“慢综艺”节目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命题。笔者以湖南卫视《亲爱的客栈》为例，分析如何以“慢下来，去生活”的象征性符号，营造出并未远离消费文化的电视奇观。
（一）“慢综艺”节目适应文化需求的变化
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聚焦在电视综艺节目的娱乐性上，并且存在一种单一的、偏颇的解读。在他们看来，娱乐似乎只能是感官上的轻松。为此，一些电视内容生产者追求所谓的“娱乐的制造”“娱乐的快感”“娱乐的满足”，导致电视综艺节目逐步形成“快餐式”的观感体验。这种“快节奏、快生产、快消化”的综艺生态由于依托固定的泛娱乐模式，没能挖掘综艺本身的深层次内涵。学者尼尔·波兹曼尖锐地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
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压力，导致人们追求效率和速度，这种生活状态影响了人们对综艺节目的审美取向。“快综艺”风靡荧屏，《极速前进》《极限挑战》《奔跑吧兄弟》等节目接二连三地创下不俗的收视率。但是现代社会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也导致了人们精神高度紧张、消费欲望过度膨胀、资源利用偏向粗放等社会问题，由“快”转“慢”的生活态度逐渐兴起。人们期待释放自己一直紧绷的神经，向往平时接触不到的“诗和远方”。受众对“快综艺”的审美疲劳逐渐显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当红“快综艺”节目收视率的下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归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母题，“慢综艺”所宣扬的远离喧嚣、放慢脚步、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等理念，正好契合了观众返璞归真的审美需求。如《亲爱的客栈》选择了泸沽湖作为拍摄地，美丽的泸沽湖湖畔，碧水蓝天烟波浩渺，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客栈位于一个小岛上，需要乘船进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的理想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慢生活”的想象。
（二）“慢综艺”节目符合新时代精神发展的需要
“慢综艺”并非内容冗长、节奏缓慢，而是表现为追求更平静、更自在的生活状态，更自由、更放松的精神状态，其叙事的角度和方式有了更丰富的选择。以人文关怀等角度切入，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在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中寻找情感，也容易消弭其商业属性给人带来的反感，释放大量原本无处释放的“媒介压力”。《亲爱的客栈》节目中王珂在刘涛忙碌时，一直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刘涛为年迈的节目嘉宾郑佩佩洗脚，陈翔酒后吐露内心的苦闷时客栈成员对他的安慰与鼓励，节目最后一期嘉宾们为身边的爱人朗读20天里写给对方的信件……这些细节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爱，让观众感受到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二、“慢综艺”节目发展遇到的问题
（一）同质化
国内“慢生活”类电视综艺节目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同质化的问题，早期以《花儿与少年》为代表的明星自助旅行类节目走红以后，又出现了《花样姐姐》《花样爷爷》这样的同类型节目。如今主打“经营体验类”的节目关注度较高的就有《中餐厅》《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和《三个院子》等，而且自开播以来，就不断被质疑抄袭韩国的综艺节目。比如：《亲爱的客栈》和《青春旅社》被指抄袭了韩国的综艺节目《孝利家民宿》，《向往的生活》被指抄袭了韩国《三时三餐》的创意，《中餐厅》的节目模式也和韩国的《尹食堂》相类似。虽然节目内容不尽相同，但是中国的“慢生活”类节目确实与韩国的节目有着大致相似的节目方向和模式。专栏作家指间沙直言“或许是试错成本太高，只有跟风模仿最保险，但最终能让观众记住的，永远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2]原创性的缺乏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综艺类节目的急功近利，“快”或“慢”其实是基于市场的反应，并不是真正关心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
（二）过度强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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