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原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呼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2016年以来，全球治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杂音甚嚣尘上，原本支撑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身处困境，经济全球化举步维艰。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
一、多边主义动摇是当前全球治理的最大挑战
多边主义是二战后维持世界秩序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多边主义的制度设计，为战后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平台，经济全球化在多边主义的支撑下一路凯歌。多边主义体现了全球治理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价值内涵。当前，逆经济全球化抬头，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基础陷入困境，使全球治理转型面临重大威胁。
第一，全球治理制度改革举步维艰。近年来，世界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广大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气候谈判、国际合作等方面，新兴经济体在多边主义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起了巨大的国际责任。尤其是走过十年风雨兼程的G20，已不仅仅是一个应对危机的全球性经济协调机构，更成长为全球经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推动者，众多全球性议题的多边治理平台。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愿将更多制度的主导权让渡给新兴经济体，包括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主义制度的改革陷入停滞。
第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动摇着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根基。近年来，世界经济虽然保持增长，但贸易复苏步履艰难，各类风险更是进入高发期。在世界经济高度动荡的时期，个别西方国家开始推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提高关税壁垒，限制技术转让，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之外打造封闭式的小集团。然而，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依赖体系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独善其身”，推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最终也只能是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的另一个后果，便是原有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不愿再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国际制度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一系列多边主义的制度安排就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当前，少数西方国家一连串的“退群”行为，正在使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出现衰退的趋势。
第三，民粹主义裹挟下的民族主义，正在从国内政治的社会基础上动摇着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反全球化”的力量曾经主要集中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欠发达国家，这次“反全球化”却源于曾经的全球化领导者——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僵化，使西方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陡增，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萎缩，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增长十余年间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西方国家的社会公平失衡。政治精英长久的自说自话、政治极化等促使大众与精英之间走向对立。资本内化出反对自己的力量，“反建制”“反精英”“反智”的民粹主义开始席卷西方。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早已凸显出西方国家内部社会公平问题，然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改善，民意在没有得到有效疏导的情况下，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在这样的思潮推动下，民粹主义裹挟着民族主义出现，对外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对内控制社会分裂的方案。
二、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转型才是纠正“逆全球化”的良方
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逆全球化”本身就是原有全球治理体系失效的后果，因此，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转型才是纠正“逆全球化”的良方。
第一，推进全球治理转型，首先需要解决治理主体多元化诉求。当前全球治理呈现出“两难”状况，欧美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实力的衰落，一方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减弱，不愿意继续提供公共产品，甚至退出多边主义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却又不愿看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直接导致多边主义受阻和全球治理失效。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必须体现世界权力结构的变革，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富国穷国，都可以平等地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协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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