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亲情观察成长励志节目《我家那闺女》自开播以来，获得了观众的高度关注，4位闺女的独居励志生活、4位爸爸的深厚父爱、亲子之间的代际矛盾，以及都市年轻人的情感生态，让许多观众感叹从中看到了自我。
3月8日，《我家那闺女》于北京召开研讨会，节目监制夏青、总导演陈歆宇、嘉宾代表焦俊艳等主创和多位专家一同从多维角度对节目进行了分析。
观察类综艺进入3.0时代
近年来，慢综艺成为荧屏宠儿，而作为慢综艺的分支——观察类综艺更是在这两年发展迅速，出现了多档口碑之作。
“慢综艺的开端之作，我们认为是湖南卫视2014年推出的《花儿与少年》。当时荧屏上比较多的还是游戏和挑战类的任务型真人秀，《花儿与少年》以及2015年的《真正男子汉》都是一元线性的‘旁观式观察’，我们认为那是观察类综艺的1.0时代。2.0的重要迭代发生在2017年，出现了《中餐厅》和《亲爱的客栈》，拍摄手段、人物关系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仍然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在这次研讨会上，陈歆宇介绍了观察类综艺发展趋势。他表示，2018年，以《我家那小子》为开端，观察类节目3.0时代开启，代入式观察成为吸睛点，今年开年的《我家那闺女》更是延续、放大了3.0时代的特点，获得观众高度关注。
在陈歆宇看来，以《我家那闺女》为代表的3.0观察类综艺极大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从题材角度来讲，以婚姻情感、家庭生活、社交约会等贴近观众生活的小切口入手，映射社会现实和热点话题更加容易取得广泛共情和共鸣；从人物关系角度而言，深挖各种家庭关系，探索网红等全新人群都是值得尝试的人物关系的创新选择；从技术手段而言，目前虽然还停留在演播室的观察片段剪辑，未来如果能加入实时的观察以及相互之间的观察，都是值得尝试的拍摄手法的创新。
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看来，国内情感类节目也伴随着观察类综艺的迭代进行着升级，对于《我家那闺女》，他认为有5个方面的升级：一是棚内、棚外双时空剪辑；二是把真人秀变成实现价值讨论的内容；三是与电商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四是融媒体升级，节目中闺女与父亲的种种纠结形成的舆论发酵，就是大屏与小屏融合传播的结果；五是艺人的真实表现从有我到忘我到无我。
“秀”从表演转向记录
《我家那闺女》每期用镜头将4位不同职业的明星闺女的真实生活进行展示，而父亲则作为观察员退居幕后，在观察中呈现真实的感受，加深了父女间的了解和理解。
节目带给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俞虹的感受，除了较强的话题性外，更重要的是语境的真实自然呈现。她认为，电视真人秀通常是用预设的语境，把真人放进去呈现，这实际上与现实存在距离。真人秀在发展过程中，这种距离正在缩短，逐渐回归现实语境。这种真实的语境会让人物说话语态、传播内容真实感更强。另外，节目“秀”的过程也从重表演转向真实记录，节目反映的话题也颇具贴近性。
腾讯网副总编辑、腾讯首席主持人陈晓楠对于节目的“真”点评为：“节目有纪录片的真，观众真实代入，通过明星看到自身，节目还展现了人与人之间近与远的问题。”
“题材独有性验证了社会关系，让父亲与孩子间的距离感缩短、融合。”冷凇以“自然状态中又有最精髓的提炼”来形容《我家那闺女》。对此，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也有同感，“节目回应了当代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处问题，观众能够感受到跟自己的父母、子女接触和交往当中不知道怎么解开疙瘩的尴尬”。
女性现实题材的胜利
其实，节目展现的不仅仅只有父女间的代际关系，还展现了一幅积极女性画像。“《我家那闺女》产生的共情和共鸣，我们认为是女性现实主义题材和女性方向的胜利。”陈歆宇表示，虽然节目被一些观众吐槽为“大型催婚现场”，但是他觉得《我家那闺女》是反乌托邦式的，“我们反对的当然不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美好’，而是‘统一标准的幸福’”。
节目中，通过4位闺女的真实生活将现实女性的生活困惑，代际关系的矛盾，职业、社会交际等现实问题充分的凸显出来，“婚姻是一个选择项而不是必选项、Papi酱的人生最重要排序、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等节目中的一些观点频上微博热搜，引发社会讨论与观众共鸣。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也表示：“节目表现了人和自己、他人之间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具有恒久价值的女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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