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保如何发力

　　1.我国生态环保工作的若干阶段

　　我国生态环保工作的启动略早于改革开放，当时污染问题在局部地区暴露，环保意识的萌芽则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污染现象的双重启发。

　　20世纪60年代，日本创下连续18年GDP年均增速9.3%的纪录，但环境也因此遭受严重破坏，“水俣病”“痛痛病”等成为日本环境污染的代名词。1970年，美国发起“地球日”活动，呼吁重视环保，避免东京悲剧重演。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全球环保运动序幕。我国也派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国际社会对环境污染严重后果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我国环保意识的萌芽。

　　1973年，我国召开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拉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会议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针。此后，我国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督促各地调查环境污染状况。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神州大地，经济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此后几年间，各地工程项目火热展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此同时，沿海、沿江一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由于“重经济轻环保”，有些出现了污水横流、废渣乱弃等现象。

　　1983年，改革开放进入第5个年头，国家经济逐渐走向规范，部分重工业快速复苏，一度出现水、矿产资源过度浪费的情况。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我国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将环保工作确立为基本国策，将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同步规划、实施、发展。

　　1992年，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由于产业链长、工艺技术成熟、GDP贡献率大，各地纷纷以化工、钢铁、水泥、建材等项目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开地动工、扩大规模，使得工业污染成为环境污染的防治重点。

　　1996年，城镇化、工业化在各地相继启动，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部分地区相继出现环境污染事件，我国开始针对重点城市、区域、流域、海域等开展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工程，生态环保进入“工程”时代，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等各项工程建设成为生态环保工作的主体内容。这段时间，全国陆续关闭一些污染严重的工矿企业，推动清洁生产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业污染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但乡镇企业污染排放量仍然在上升，生活污染与农田化肥农药等污染交叉，“面源”污染显现。

　　2000年“入世”后，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歌猛进。城镇化、工业化继续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兴起进一步拉动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的扩张。此时，松花江污染、太湖蓝藻暴发、康菲溢油等多种环境污染问题开始集中显露。为此，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要充分认识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环保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环境保护成为确保民族永续发展的国家课题。

　　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绿色发展”成为新的治国方略。2015年，“史上最严”环保法出台实施，对违法排污实行“按日计罚”，监管执法力度空前加大；国务院相继发布水、气、土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中央成立环保督察组，对各地环保工作和绩效进行现场巡视，污染治理决心前所未有，各地环保的主动性、自觉性显著增强。

　　2018年5月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本次大会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绿色发展”深度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中。自此，我国的生态环保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2.经济发展框架下的生态环保演进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环保演进特点，需要将其置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框架下观察。通过与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步比较可以发现，环境问题的产生伴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减缓则与发展方式的优化趋势相吻合。

　　1978年至1992年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彼时，乡镇企业全面开花，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纷纷开工，全国掀起经济建设的热潮。至1992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第二、三产业比重提高，经济发展由乡镇企业、沿海沿边特区带动，呈现出“村村点火、户户生烟”的火热局面。但在发展热情喷涌而出的同时，农业面源污染、城市重工业污染呈现局部严重态势。事实上，1979年，我国在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的同时，也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并于1988年成立了国家环保局。但在这一时段，社会上“只管发展不管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曾一度占了上风，环保工作力度加大多是重大污染后的倒逼所致，具有一定被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