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期羁押能否获得国家赔偿？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工作报告中提及邹俊敏案，将之作为冤假错案纠正的典型案例。

　　然而，超期羁押4386天的邹俊敏并未获得国家赔偿。2018年11月28日，他向福建高院提起的国家赔偿申请被驳回。

　　邹俊敏案并非个例。河南农民宋杨禄从绑架罪被改判为非法拘禁罪，超期羁押1351天。湖北商人罗长南因5起合同诈骗案，被判有期徒刑6年，后其中4起被撤销，改判一年，超期羁押4年。宋、罗二人申请国家赔偿，均被拒绝。

　　与此同时，另一些超期羁押受害者却获得了国家赔偿。比如浙江的“萧山五青年案”、福建黄兴案。其中，黄兴从绑架罪被改判为非法拘禁罪，被超期羁押5841天，获赔186万元。

　　“目前，涉及再审改判造成超期羁押的赔偿规定主要有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3项，2015年年底又出台了司法解释对之进行补充。”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说，前者规定，只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的才能获赔；后者规定，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的可以获赔。

　　那些曾被法院错判、遭遇超期羁押，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冤错案件受害者，就这样被挡在了国家赔偿的大门外。

　　只有无罪的人才能获赔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守民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议案。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无罪羁押赔偿，排除了其他有罪但实际已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从正义与公平的价值角度而言，都是不妥当的。”

　　刘守民因此提出修改国赔法，将那些实际执行刑期超过改判后刑罚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中国的国家赔偿法颁布于1994年，分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两种。刑事赔偿是指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而给予的赔偿。

　　刑事赔偿方面，1994年国赔法列举了5种人身权利受侵犯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形。其中第15条第3项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

　　“也就是说，除再审无罪的情况外，其余的都不赔。”某位法学专家解释，当时秉承的原则是“清白者赔偿原则”，唯一的例外是轻罪重判至死刑。

　　“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好，赔偿能力也不好；而且人们认为，受害人救助还未实现，更没理由赔偿有罪的那一方。”一名曾经参与国赔法立法工作的专家说，当时的赔偿原则需要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适应。

　　然而国赔法实施仅两年，福建就出现了再审改判后依然有罪，但仍予以赔偿的案例。

　　1991年7月，福建省南平市的郑传振因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被福建省邵武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南平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1995年3月，福建省高级法院再审本案时撤销了盗窃罪，保留投机倒把罪，改判一年有期徒刑。释放时，他已被超期羁押1638天。

　　出狱后，郑传振向南平中院申请国家赔偿，法院以再审判决只撤销了盗窃罪，并未改判郑无罪为由拒绝赔偿。

　　后来，郑传振又把官司打到福建高院，福建高院就此事向最高法院请示。1996年8月，最高法院回复称，1994年国赔法中的规定“应理解为是针对具体个罪而言的，郑传振盗窃罪被撤销，其盗窃罪已执行的刑罚，依法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条回复被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请示答复全书》，作为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补充。

　　最终，郑传振拿到了福建高院的赔偿决定书，按照前一年度职工平均日工资额乘以被超期羁押的天数，得到赔偿金16501元。

　　“后来学者开始呼吁，只要是超期羁押，都应该获得赔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解释，法律要保护公民权利，当事人是否受到损害，应该作为是否给予国家赔偿最重要的标准。

　　顾永忠认为，不给予赔偿不符合宪法要求。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按照法律规定获得赔偿的权利。“刑法也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顾永忠说，当事人本来应当承受轻罪轻刑，但因为错误裁判被判了重罪，科以重刑，应当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