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支月英已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上坚守了39年。在她的培养下,1000多名学生走出了大山。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少有教师愿意走进深山里。
在这位老教师看来,虽然宽敞明亮的教室取代了过去漏风漏雨的泥巴房,乡村条件也较以往有很大进步,但乡村教师这个职业的吸引力依然不够。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乡村教师290多万人,比2015年减少了约40万人。这其中,有教师正常退休、乡村生源减少、城镇化等多方面因素。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基石和灵魂,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质量高低。而发展乡村教育,让乡村孩子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如何让更多的乡村教师下得来、留得住、教得好?依然是需要社会关注的重要命题。
在支月英看来,目前乡村教师最现实的问题是任务重、待遇低。“比如说,我们教学点需要全科教师,语数外音体美都要教,一天的课排得满满当当。教师很多时候一整天都得待在教室里,任务和压力都很重,但待遇远不足弥补他们付出的辛苦。”支月英说。
乡村教师的待遇,也是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文屏镇中心小学校长甄兰芳关心的问题。甄兰芳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地政府对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她曾见过一些乡村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比较严重,“但当地政府提高他们的待遇后,再加上荣誉等精神奖励,很多教师变得更积极,主动扑到教学上,因为他能从中感受到自己被尊重,自己的价值有所体现”。
提高乡村教师,尤其是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的待遇并非易事。在“以县为主”农村义务教育办学体制下,义务教育管理“以县为主”,实际投入也是“以县为主”,而对于贫困地区来说,财政投入压力就比较大。
就此问题,民进中央在《关于完善教育扶贫财政投入保障机制的提案》中提出,可实行经费保障“省统筹”、管理“县为主”、发挥乡镇作用的办学体制,确保教育质量和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青海省教育厅原厅长王绚也同样希望,政策、待遇能向贫困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更加倾斜。但与此同时,她也认为,乡村教师的成长和教师队伍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有了钱,有了资金投入,就马上能够解决问题”。
“现在很多地方对乡村教师的培训都是‘大水漫灌式’的。”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教育总督学潘惠丽建议,要精准施策,对乡村教师进行分类培训,“一方面在培训内容上增强综合性;另一方面,多一些以科学实践为主要方式的现场观摩培训”。
除了自己“造血”,王绚也希望,东西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教学、教研、教师培训、教师互派等活动能多一些。此外,王绚认为,还需改善乡村教师生活和发展的环境。
有一次,王绚去山区某处教学点探望一位乡村教师,这位教师的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王绚问。“没有困难。”这位教师回答。“那你觉得生活中最难过的是什么?”王绚接着问。“困。”这位教师用青海话回答,意思就是“孤独”。
王绚的眼泪立刻掉下来了:“因为教学点在山的这边,村民住在山的另一边,中间隔了一座山,学生放学后,山上就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
如何让乡村学校及其教师更好地融入整个乡村的治理和发展?民进中央带来一份《关于发挥好乡村学校社会治理功能的提案》。作为该提案的解读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主委潘碧灵表示,应促进村民与教师队伍建设相互融通,如乡村医疗服务人员兼任乡村学校的校医,科技人员兼任乡村学校的科技辅导员或者素质拓展教师,而学校的音乐、体育老师兼任村文化干部等。
“乡村教师看起来平凡普通,但需要我们顽强坚守,才能让孩子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支月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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